自上世纪末至今，"口述实录"在国内报刊上盛行已久，且势头愈发强劲。其中不乏佳作，如冯骥才反思“文革”的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、周同宾讲述99个南阳农夫的《皇天后土》。然而，真正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，是北京青年报记者于1998年推出的《肯定隐私》，以及随后的《回家》、《情证今生》、《绝无禁忌》、《相逢生疏人》等系列作品。今年暑假，临近第二十个教师节，北京修正文库于2004年6月推出的“口述中国”书系之一——《100个基层老师的口述》在图书市场上备受追捧。该书源自《教育时报》历时四年的大型口述实录栏目——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，被誉为“献给中国的礼物”。“口述实录”一词中包含两个关键词——一个是“述”，一个是“录”。因此，在1998年暑假，我们萌生采写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栏目的想法时，心中不禁产生了诸多疑问——“述”些什么内容呢？何为“述”，又当如何“录”？……在探讨什么内容？第一个疑问，是所有“口述实录”栏目与作品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：在我们的平台上，我们希望仆人们讲述怎样的人生经历和故事？人生既丰富多彩又简单多样，值得回味和讲述的实在太多，然而我的同行们似乎都一致地将目光集中在一个焦点上——情感。

在此领域，其策划堪称开创先河。翻开《肯定隐私》，映入读者眼帘的标题诸如：《婚姻难维系》、《不愿步入婚姻殿堂》、《畏惧婚姻的女性》、《一场短暂的风花雪月》……若说对安排沉溺于情感故事尚能理解——《肯定隐私》的副标题即为《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》——那么，后续众多效仿者的盲目追随，似乎显得不够高明。于是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类似这样的标题：《黎明时分话别离》、《丈夫比我小十六岁》……或许是为了验证“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烦恼”，这些故事中充斥着情感、婚姻中的负面元素，婚外情、多角恋、一夜情被讲述者或泪或笑地津津乐道，乐此不疲，不觉单调。然而，这难道就是生活的全部吗？这显然并非，让我们来探究《100个基层老师的口述》中究竟记载了哪些内容？从标题上，我们大致能窥见其中描绘的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：《人生路途上的来去匆匆》、《两次当逃兵的经历》、《渴望飞翔却屡遭挫折》、《命运之船何时转向》；涉及个人权益的坚守：《校园债务让我喘不过气》、《在都市中迷失了我的梦想》、《婚礼在炮火中破碎》、《何处寻求公道》；校内纠葛的难解之谜：《既能做妻子也能做情人》、《虽是代课教师却无愧于师名》、《我能拿什么奉献给你》、《一生的梦想都在讲台上》；师生之间难以言说的情感：《孩子让我爱上了这片土地》、《从未将同学视为外人》、《我的班长未能毕业》、《与同学们共同成长》；当然，还有丰富多样的情感故事：《半路捡到的好伴侣》讲述老年人再婚的历程，《未曾将对方视为外国人》记录跨国婚姻的细节，《经历了风雨却未见彩虹》剖析情感的简单与脆弱，《如同所有爱情小说一般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与神奇……一百位教师，一百个故事，一百种经历，一百种感悟。

我越发感受到，这里的“100”并非具体数字，而是一种象征，代表着人生中那些无法言尽、难以述明的精彩与无奈。而这，正是“口述实录”之所以枝繁叶茂、充满生命力的所在。那么，这种力量究竟体现在哪里呢？在众多报刊的“口述实录”栏目里，我们发现同行们往往选择在报社、办公室，抑或是饭店、咖啡馆等地进行采访。以《肯定隐私》一书为例，其中21篇口述中，从第10篇到第16篇，连续7篇的采访地点均为《北京青年报・青年周末》办公室。这样的安排无疑给记者带来了便利，无需起身便能完成工作。然而，我们不禁思考，对于深山区基层老师而言，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未曾踏足省城，未曾领略过大饭店的韵味，对报社的样貌也一无所知。若让他们来到报社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，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他们是否能够保持平静的心态呢？是否过于纠结于哪些内容适合在此处提及、哪些不宜透露，这或许会使得某些情绪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，某些细节也被有意无意地保留未言？若果真如此，文本的可靠性可能难以得到保障。于是，《教育时报》做出了决定，走出报社的办公室，离开城市的喧嚣，深入基层，深入一线，依靠着在脑海中反复温习、几乎能倒背如流的地址，去寻找那些讲述故事的主人公。他们在学校、在教研组、在家中，甚至在田间地头，在老师们所熟悉的环境中，用他们特有的语言，讲述自己生命中的喜怒哀乐、阴晴变化。他们走过布满荆棘的山路情感口述实录，踏过常年不化的积雪，也曾经历过在老师家中留宿，在寒冷的三九天里中山哪里有靠谱私人调查公司，尽管盖了两床棉被，却依然彻夜难眠的考验。

在一份采访手记中，我曾如此记录：“乘坐颠簸的乡村巴士，环境脏乱，行程缓慢，旅途劳顿，然而，我们的教师们不也是乘坐这样的车辆前往乡村参会、前往县城采购书籍、前往省会进修深造吗？让我们从脚下这片土地开始，记录一位普通教师的生活轨迹。那么，该如何记录呢？采访结束后，面对那一摞厚厚的笔记或几盘录音带，接下来的整理工作又该如何着手呢？”我们参与撰写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的记者们普遍认同：在处理仆人公的叙述时，尽管可以删减或调整内容，但绝不能进行润色或加工，不能为了追求阅读效果而随意增减文字。因为记者的首要任务是记录，而非创作。同理，接受采访的教师们是在讲述故事，而非撰写文章。作为这组系列报道的策划者和最终审核者，我多次不厌其烦，甚至不留情面地提出疑问：“这些话真的是老师亲口说的吗？”他真的就是这样说的吗？他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会如此表述……在口语化的记录方面，整体安排还算得体，《肯定隐私》的主要问题在于，作者常常采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，在仆人公的叙述过程中，频繁插入自己的思考，这不可避免地会干扰读者在阅读口述故事时对情节的直观判断，例如：我不确定坚韧的女性在回忆自己不那么坚韧的过往时，是否都会流露出自嘲的神情，又或者只有以这样的神情去面对那些未曾取得胜利的日子，才能显得更加坚韧……这段话出自《肯定隐私》的第一篇文章，书中类似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文字比比皆是。

在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的撰写过程中，我们努力避免的正是这一点；在结集出版的《100个基层老师的口述》一书中，那些以记者身份发表的有限文字也被悉数删去，彻底地将老师置于了发言的中心。在采写过程中，我反复提醒自己，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中的第23篇《噩运从买计算机开头》，记录了王老师失去高校生儿子的经历，我的结语是这样的：我打开门，就听到了：“妈，我以后再也不需要你为我操劳了！”我听到了声响，但门边无人，厕所空无一人，客厅同样寂静，我立刻冲向厨房，只听见一个沉闷的声响——"啪"——那是我儿子的生命戛然而止的声音，他是从厨房的窗户跳下的，五楼的高度情感口述实录，无人能救。读者或许不知，报纸上刊登的王老师的故事篇幅仅是她讲述的十分之一，而她讲述的更多是儿子去世后她如何与学校交涉的经过。作为一个讲述栏目情感口述实录，我们的定位是倾听个人的声音中山可靠的外遇调查公司，但涉及多方的问题和细节，我们通常难以进行全面调查和核实。经过反复考虑，我们决定让王老师的故事在儿子自杀的那一刻停止。生活往往比任何创作都要丰富和真实。最终成文的这段叙述，是我根据录音一字一句整理的，没有进行任何加工或修饰，包括语气停顿和象声词，都力求保持老师叙述的原始风格，以最大限度地还原故事的现场感和真实性。

这种追求，在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这部作品长达四年的采写与编发过程中，得到了坚定不移的体现；那么，具体如何进行发布呢？最终，在整理仆人公叙述的成果时，又应以何种形式进行刊发呢？实际上，在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的构想阶段，这一问题便成为焦点议题。那时，以《肯定隐私》为代表的口述作品风头正劲，众多类似栏目虽名称各异，但形式上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：首先，这些栏目中的仆人公均未透露真实姓名；其次，他们的工作单位和身份信息同样未曾公开；再者，仆人公的照片也未曾出现——人们不禁要问：“这究竟是不是记者虚构的呢？”面对这类“无头无尾”的作品，读者不禁时常产生疑问：“难道记者没有夸大事实？”对此，不少同行持不同看法，他们认为，“口述实录”中的内容原本就是为了让读者消遣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满足了部分读者对窥探的好奇心。因此，只要故事引人入胜、扣人心弦，又何必过于拘泥于细节呢？我们对此持有不同意见。作为新闻工作者，我们视记录历史为己任。我们旨在描绘一幅当代中国教师的群像，为世纪之交基层教师的生活留下宝贵档案，为我国教育史谱写一段鲜活而深刻的篇章。这并非口号，而是源于我们对社会责任的坚定承诺。四年的坚守，六万公里的征程，三十七位记者的接力，以及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所走过的路，都充分证明了我们信念的坚定。

《教育时报》规定严格，参与口述的教员必须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、工作单位，并附上个人照片。无论是对现任校领导侵吞教师研究成果的揭露，如《我只受这三回骗》，还是对妻子与邻居通奸行为的披露，如《这种局面让我无法正视》，哪怕面临这样的情况，100位教师均无一例外地遵守这一规定。尽管这一看似严苛的要求让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颇具吸引力的素材，但我们始终坚持发布“三有”作品的原则，从未有过动摇。因为我们身为新闻工作者，新闻的首要宗旨即是真实。而我们在记录历史时，历史的首要宗旨同样是真实。若将“述”与“录”视为“口述实录”的两个核心词汇，那么，“实”无疑是其灵魂所在。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追求真实，让《100个老师的自述》和《100个基层老师的口述》在众多同类栏目和书籍中独树一帜。